卞之琳：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

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五四运动 70 年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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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外国诗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新诗）创作既立有大功也该小过。胡适用现代白话把一首英语诗译得像样，开了“‘新诗’成立的纪元”。但紧接着，部分由于一般译诗钻新诗尚未定型的空子，不顾原诗的真面目，用白话随意处理，反过来影响新诗创作，引出了不少分行散文。郭沫若以他的初期诗创作基本上完成了“尝试”集群开道的突破旧诗框架的任务，初步树立了中国白话自由诗的像样体例。但他随后译西方古典诗，稍一注意音韵，要译得“像诗”，结果，却与胡适本人不谋而合，开了半自由半格律体的先河，只是他反而从文言旧诗袭取了更多的滥调，连同陈旧的词藻。这样，民族化变庸俗化，这个“像诗”架势一朝成为流行模式，就为概念化、浮泛化倾向大开了方便之门。居然成为新诗“正宗”，与另一极端——经过翻译照搬过来的现代西方藉不拘形式之名、行玩弄形式之实的形式主义的炫奇模式，在今日中国大陆诗坛分占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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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 年代中期，以闻一多为首，一些诗人，开始认识了应从说话的自然节奏提炼新诗格律，在结合翻译的创作实践中，初步得出了以音组取代单音节（汉文单字）作为建行节奏单位的办法。随后此道在译诗、写诗互相推动下，日渐成熟，如今开始顶住了滥调与洋腔——正统与反正统——各走极端的两面夹攻，终于有所抬头，不少有识者提供了像原诗的译诗，因此评论界出现了“译诗像原诗”的提法，言之成理。但是这个建行道理还有待普及才能在共同认识下，使作、译终于脱出以“方块”自囿的泥淖或以避嘲为“方块诗”而误入不顾节奏（整齐或突兀）的迷津。 来源xmjuz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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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早在 20 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另一个分支态势：李金发，正以其在语言上对中西、文白都欠通的缺陷而闯出了中国诗现代化的另一条别径。他最先从法国引进了象征派诗，动摇了 19、世纪西方浪漫派诗一直影响中国新诗的垄断局面，立了一功；他却往往牛头不对马嘴来译诗，影响了自己也多半不知所云而写诗，虽一时还不成气候，似乎倒多少得今日一度“崛起”的所谓“朦胧诗”风气之先。无可否认，戴望舒也由于李金发拙劣引进的启蒙，才开始和法国象征派诗、后期象征派诗首先挂钩，因为他的中、法文造诣远高于李，后来居上，以作以译为中国诗现代化真正开了路。可惜他盛年病故，未能完成他写诗译诗的同一个探索过程，即半格律体→纯正自由体→半自由体→严谨格律体这一个曲折历程，而进一步更好以诗作为艺术工具而生产更有意义也更具艺术价值的新诗，为民族与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xMjuzi.com

总之，外国诗翻译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对中国新诗的产生与健康成长或倒退与误入歧路都发生了影响，对日后新诗的两极分化、三番转折起正负作用直至今日。事实上，今日我们的新诗繁荣实伏总危机的隐患。诗界形势，如不妨照时下风气，信口开河说话，那么可以说：一方面进一步僵化，一方面进一步异化，大家自吹互捧，为前所未有。而少有人扪心自问：新诗本身在今日中国真正能受一般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读者由衷喜爱（像喜爱古典旧诗一样）吗，真正名符其实而挺立（被由衷公认）为中国现代诗的主体吗？为解除这种杞忧，译诗工作负有一定责任，因为它既能误导创作以断送新诗的前途，也能恰当提供借鉴以促进新诗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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